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提到城市建设一般会用“以人为本”4个字,那么,“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城市发展到底以谁为本?通常说,“人”的概念较为抽象,可以指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人、任何群体。有的城市繁荣发展了,却未能全面惠及百姓,实际上就是没有做到“以人民为本”,但不能说它不是“以人为本”。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人民城市把“以人为本”深化至“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城市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联系,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世界智慧城市总体进程和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人民城市或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智慧城市有什么关系呢?2014年3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针对城市发展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提出了“新型城市”的概念,具体包括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3种类型。绿色城市主要针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如雾霾、内涝等;智慧城市主要针对城市管理服务问题,如企业和老百姓跑腿多、办事难等;人文城市主要针对城市文脉、历史建筑、文化遗产被破坏等问题。这3类“新型城市”都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可视为建设人民城市的必要基石,也是未来人民城市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态。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与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度一致的。人文城市建设着重解决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的深层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因此,人文城市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核心内涵和最高目标,同时对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导向和引领意义。
在人文城市和智慧城市这两大新型城市之间,人文城市更侧重于价值和意义,是形而上之道。工作做得再多,但如果人们在城市里感到虚无、虚幻,或者说没有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文城市建设就会大打折扣。智慧城市的突出特点是提供技术和产品,具体体现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和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人文城市的重要支撑体系。由此可见,人文城市和智慧城市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是不可分开的,需要统筹考虑。
人文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密切关系不是凭空杜撰的。从世界智慧城市的总体进程和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可以看出,智慧城市必须走向人文城市,或者与人文城市相结合。2008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这是智慧城市的前身。从全球范围看,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数字科技”为中心的“科技型智慧城市”,重点推进先进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从3G、4G到5G均是这个思路展开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市政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型智慧城市”,重点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目的是提高城市管理和运营的效率。城市人越多、层次越丰富,矛盾就会越多,靠人海战术是无法管理好的,这就需要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帮助人们实施更有效和更精准的管理。第三个阶段是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人文型智慧城市”,重点推进信息通信技术在公共服务和文化消费中的应用,目的是提升城市的宜居度和人文关怀。这很好地体现了人文城市的内涵,也展示了智慧城市走向人文城市,或者说与人文城市相结合的方向。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基本上是模仿、追随西方的产物。在现阶段,我国智慧城市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科技型智慧城市是主流,智慧城市建设首先想到的还是技术、产品、研发和生产;管理型智慧城市受到高度重视,我国人口多、城市化速度快,城市管理的任务非常艰巨;人文型智慧城市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还处于起步期。就此来看,“科技型智慧城市”和“管理型智慧城市”是当前我国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主体形态。由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经验容易引进,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也相对容易。因此,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关键技术领域,中国赶超得很快,在一些局部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但是,我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人的信息需求的脱节比较严重,建设成本很高,获得感却不高,最大的短板在于人文型智慧城市建设落后。就目前来说,智慧城市正处在一个从原来的铺摊子、上项目到经营增长、协调发展的转折点。
治理现代化对智慧城市
建设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现在的根本问题是,智能化好解决,科学化也可以探讨,但精细化很难做到。怎样才能做到城市治理、管理的精细化?关键要在顶层设计上做到“体大虑周”。“体大”是要把环境、人口、产业、商业、金融、公共服务、文化消费等主要层面都放到智慧城市建设的通盘考虑中。国内很多智慧城市规划都是由企业牵头进行的,思考面较浅,关注面较窄,有时候把握不住最根本或者最重要的问题,难免会有重要的遗漏,精细化管理也就无从谈起了。“虑周”即考虑周全,城市管理必须从细微处做起,专注于细枝末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绣花的方式研究和布局城市管理,以专业和工匠精神做好每个细节。也就是说,智慧城市,特别是人文型的智慧城市,不能只考虑大的总体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到各种琐碎、偶然的信息需求,为它们建立相应的应用场景或者响应方案。否则,人民城市或者人文型智慧城市的满意度就很难提高,那些突发的、偶然性事件也会层出不穷。人口越多,社会运转越快,问题来得就越快。这是中国现代化治理要面对的突出问题和基本现实。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针对“体大”方面的要求,必须更加重视做综合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当前,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规划,主要不是依据综合性的基础理论研究,而是直接借鉴西方发展思路和模式,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需求,或是融合地方特色进行规划,这难免会顾此失彼、丢东落西。智慧城市的基础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什么?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应包含哪些具体内容?这些是基础理论研究最需要关注和探求的问题。其次,必须有精细化的技术框架设计,把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每个层次、逻辑上必须关注的每个细节都在技术层面上提出对应方案并建立应用场景。智慧城市实施方案一定要落实到细微之处,要不断地增加内容、不断呼应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从而使自身日益丰富、完善起来。
在基础理论上,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涵盖三大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其中,自然科学提供技术支撑,社会科学帮助我们了解社会运行的规律从而实现更好的社会管理,而人文科学则帮助我们发现城市的价值和意义。当这3个学科在智慧城市上要进行统筹时,一定要分清主次和相互的关系。我们对此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时,应以社会科学为主导,因为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最终是要服务人民的。当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叉时,应当以人文科学为主,因为只有人文科学才能关系到个体、关系到特殊的人群、关系到偶然的需求。
如何推进人文引领型
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一个完整的智慧城市应当满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3个方面的基本需求。它的顶层设计和基础理论不是单一学科可以做出来的。关于智慧城市,我们有一个界定:理想的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主体形态、以城市信息化工程为基本实践手段而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是以“真善美”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科技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为主要生产方式而推进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人的基本需求就是“真善美”:“真”主要是指生产方式,人要与自然打交道,要获得生活资料;“善”是指人要与社会打交道,如何在社会里面生存发展;“美”是指与个体精神存在密切相关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这3个方面都应该在智慧城市里找到对应。
如何推进人文引领型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呢?应该重点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注重个别、特殊、非常规的社会需求,并将其纳入智慧城市的思维方式、理论模型、基础设置中。这样的智慧城市顶层规划一定是最先进、最完备的,能回应更多的社会需求。以前的智慧城市主要是从某个城市或者某类人群的需求出发,这往往忽略了具体的、偶然的、个体的需求,由于个体的问题千差万别,所以很难得到足够、及时和便捷的信息服务响应。因此,更加注重个别、特殊、非常规的需求是人文型智慧城市特别关心的重点之一。
第二,要以人文规划引领超大城市治理精细化发展。超大城市尽管人口多、规模大,但本质上还是由个体、家庭、空间单元、生产生活行为以及时间因素构成的。城市中的很多公共安全事件、突发事件,在发生前都是有苗头的。如果从一开始就把城市治理体系、技术系统做得足够细致,那么,其中很多的问题都会避免。反之,如果一开始不管或管得不够精细,就很容易养虎遗患,最终导致一些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危机。
第三,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要加强相关人员意识和能力的建设。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差不大,但有的城市管理、治理得特别好,有些城市却比较差,这主要不是技术和基础设施的问题,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从统筹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现阶段既要加强地方政府政务的信息化,这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将政务信息化与人民城市建设结合起来,使那些对他人显得无关紧要,但对个体往往是“天大的事情”都能得到有效和及时的回应,由此推进新型智慧城市走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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